关于1942年发生在白音布统的鼠疫,与侵华日军的关系,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、赤峰市政协文史委的帮助下,先后到阿旗、右旗、左旗、敖汉、乌丹、赤峰等地,走访和电话采访了亲历者与知情者60多人,较重要的有吴景文(81岁)、魏连春(81岁)、陈希镇(84岁)、李宝昌(87岁)、刘桂云(75岁)、吴文彬(83岁)、魏景芝(76岁)、王维翰(81岁)、孙玉芳(74岁)、郭长海(68岁)、赵国盛(81岁)等,力求真实客观地记述这段历史。
一、白音布统城的由来及其机构设置
白音布统建国前隶属巴林右旗(现隶属阿鲁科尔沁旗),1934年巴林王(扎噶尔)在这里设特区,派李振源到白音布统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,该城是在凌源县县长陆喜廷、围场县县长的哥哥潘惠廷、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来的。曾叫过“新安镇”,后又恢复原名白音布统城,城有4个门,4个角楼即炮楼,城墙高7—8尺,城中是十字街,建成后来自凌源、围场、赤峰、乌丹、大板等地客商设的店铺有40多家。这里税赋低,商品价便宜,逢农历三、六、九集,吸来周边众多购货者,成为天山、天鲁、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品收购地,有“小巴林”之美称。
白音布统城,面积不大,但人口密集,有二三.百户人家。店铺众多,名气较大的有:德厚昌商号(大东家徐爱武,掌柜的有乌丹人马华廷、赵玉峰,赤峰人刘汇东,学徒伙计吴景文、吕志,厨师王哲兴等),同兴隆烧锅(东家王玉廷),意和祥商号(陈希林、陈希镇兄弟俩开的),李记皮铺(乌丹李彬在此设的分号,掌柜的是陈维),庆新城商号,天居祥杂货店,和记商号(河北省饶阳县的李泽思、李宝昌兄弟俩开的)和李茂春皮铺(魏连春曾在此学徒)等。
城内机构设置有:村公所、警察署、财税所、特务股、兴农合作社。另有一座学校。
李振源任白音布统区的区官,管辖范围有:白音布统、马宗山、敖汉营子、沙日呼、查布嘎、大河沿、河东等区村。
主管此地事务的,实际是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。这里虽然偏僻,但日伪的交通通信很便利,邻近的天山、大板、开鲁、乌丹、赤峰都设有小型飞机场。日伪特机关有无线电收发报机,交通工具有马匹、大车和汽车。这里的机构基本按旗县级设置。但旗县没有设的,这里也设了,如特务股。特务机构表面是蒙古人,实际是不露身份的日本人把持着。
二、大祸从天降
1942年7月的一天下午,白音布统各店铺将要收摊。德厚昌商号五六位店员和掌柜的正在院中围桌而坐,等着吃晚饭,突然空中有响动,吴景文、赵玉峰、吕志、王哲兴等人不约而同朝空中望去,“一个燃烧着的弹壳从他们的头上滑过,弹壳后面有一团黄黑等颜色的物体从天而降,而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,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自毁。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它,但当时都没在意,也没当回事”。
7天后,大街小巷死鼠多起来,而且房内外有大量的跳蚤,和记商号李宝昌讲述:“那时,屋里地上、墙上和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,特别是鼠洞周围厚厚一层跳蚤,这些跳蚤是黄棕色的,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。”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,不多时就死去了,其他店铺和百姓家也报出噩耗,当时人们不知传染了什么病,惊恐万分,叫声昼夜不停。李振源找警察署,警察找日本参事官,可日本人却早早地逃到距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村避起来。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板、开鲁、兴安省报告,几天过后没结果,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。人死得一天比一天多,日伪特人员远离疫区,坐视不管。半个月后,由新京(长春)等地派来了100名警察,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开到这里,他们穿着白衣、白裤,头扣白色连衣帽,脚蹬高筒大水靴,并戴着防疫镜。队长叫小野四秀夫,年龄30多岁;副手是玉初美容。人们以为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。可实际,残景更为可怕。
大批日伪特来后,首先把城封死,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,搭起不挨墙地的木头柳席做的,岗哨(十字街是观察哨),四外围上了警察,除日伪特人员外,其他人都不许出入,违者就地枪杀。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进来购物送东西的人,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,纷纷跃墙而逃,都被警察打死了。
封锁白音布统后,警察署由鲍金财、百岁、吴小个子、浩楼、雷会田等接管,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、玉初美容操纵。在学校设健康所一处,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、治疗所一处。还有一处实验室。设在离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脚下,看上去为百姓着想,实际成了日军摧残中国百姓的实验基地。
在城里和周边的人,日伪特既不提供防疫方法,有病也不治,只是每天挨户查三遍户口,凡是发烧38℃以上的人就抓走。从隔离所死里逃生的刘桂云说:“那时我14岁,给人家当童养媳。鼠疫来时,一不小心收拾屋子摔倒了,日本人把我当成疫病抓到隔离所,这里有十多间房子,凡是进来的人,不给水喝;不给饭吃,都被日伪特逼着扒掉所有衣服,不扒就拳打脚踢,鞭子抽。随后不分男女老少,排成两溜,日军和警察给人从头到脚浇冷水,喷所谓的消毒水。有不少没染上瘟疫的人,因冷水激,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疫病死去。这里天天死人,我们就在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着……”。
三、残害百姓
日本人来了后,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所。陈希镇讲述:“有一位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,来自音布统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,那年他才19岁,身体非常棒,但鼠疫传染了他,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……”魏连春讲述:“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‘帮子’的小伙子,也染上了病菌,但没死,日本人不给治,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,就给剖腹了……”小野四秀夫等人把许多活着的人,剖开肚子,取出心脏,放在玻璃瓶中,然后把玻璃瓶装在铁盒中,铁盒放在一个装水的盒子里,迅速送到了石井部队。实际是分析他们施放疫菌的效果。进入实战后,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,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细菌培养基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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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防疫队和警察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,无论病否,只要他们认为有病的,就统统赶到学校或兴农合作社集中起来,加以迫害摧残。进到隔离所的百姓,先是被扒光衣服,然后往身上浇水喷药。日伪特人员把衣服集中起来,说是热蒸消毒。有很多人把金银首饰、钱财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以防丢失或备急用,警察借蒸衣服之机,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自己的腰包,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恶打。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,伤口很快感染,不长时间就死了。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,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饭、送水,眼睁睁在这里饿死或渴死。有的家有人送饭,但必须给看守送礼,才让你把饭送到家人手中,否则,以相互感染为名,不让进去,家人只好等死。有的忍受不了天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,趁天黑逃了出去,但多数被警察抓住,有的当场打死,有的回到隔离所,没几天就死了。没跑的人,病一天天重起来,就被日伪打上催死针,不一会儿就没了气。据那时在隔离所专拉死人的翟凤鸣介绍:自日本兵警察团来后,我每天天黑时,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,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,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,往白音布统北(现红星村北)的大坑里一扔。每天都得挖长七八尺、深十来尺的大坑,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。为了日后辨认,每个死者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。死者有的裹着衣服,有的光着身子,有的睁着眼,有的咧着嘴,什么样的痛苦面孔都有。而最可怕的是被日本人剖了腹的那些死人。
在鼠疫菌肆虐下,日伪特不但任其发展,而且想方设法抓捕少妇和十八九岁的姑娘,以逞淫威。他们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以染上鼠疫为借口抓到隔离所,扒光衣服“净身”,往身上喷洒“消毒水”,然后在身上乱摸;有的不明不白地被捉走,从此再也没回来。有的女人被拉出去,他们发完兽性,就像死人一样拖了回来。城里有一个开肉杠(就是肉铺)业主的妻子30岁左右,皮肤白晰,体态丰满,外号叫“小白猪”,被拉到隔离所让她脱光衣服;当时她只是把外衣裤脱掉,裤衩没脱,日伪特人员就拽裤衩,她不从,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,把裤衩撕开。在场的日本人一阵阵狂笑,一示意,警察把她拉到配水配药室。她遭到了日特骨干和两名警察的轮奸,不久含恨死去。百岁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,糟蹋了许多良家妇女。鼠疫没结束,他们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。
四、自治自救
施放鼠疫菌后,日军希望疫区越扩大越好,死的人越多越好,所以,防疫队明是防疫,实际收进隔离所、健康所、治疗所的,除刘桂云、李斌、赵纯等3名少年死里逃生外,其余全部死亡。外地过来做生意的商人和手艺师傅,发现了日伪特的动机,迅即采取措施,自治自救。陈希镇家接手的药铺立即开门营业,卖一些消毒、灭菌、退烧的药品。李泽思、李宝昌、吴景文等商人彻底清理住人房子的卫生。凡是有鼠洞的地方放烟炮熏,发现死鼠立即拾起深埋,发现鼠洞周围的黄跳蚤就用火烧,房子里撒消毒粉,避开了疫蚤的袭击。吴景文则深居不出在伙房搭起一个不挨地、墙的板铺,悬起来从而避开了这场灾难。魏连春等好心人给染上疫菌的人在患处贴大烟膏子,见效很快。家住白音布统北村的魏景芝发高烧,她父亲给她服中药发汗,自我隔离不与外界人近距离接触,不与皮衣物沾边,房屋内外撒石灰,杀虫粉,甚至热灰、烟灰等办法自我救治。同时,竭力设法躲避日伪特的抓捕,从而很多人保住了性命。而日本人所做的,就是在活人身上做各种药物实验。有的穿刺,有的在患处割肉,有的往肚子里灌大量的药水,有的在身上换着部位注射药液,等等。翟凤鸣说:“从这里拉出的人,身上没有全的,肚子剖开了,胳膊腿也不全。”后来,日本人不让他拉死人了,他们怕暴露残害中国人的真相,做完实验的人就秘密处置了。日本人一看百姓有了自治自救的方法,感到难以毁掉这里所有的中国人,于是才拿出特效消毒液。让百姓洒并烧掉没人住的房子。
到了1942年10月份,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搞的鼠疫菌实验,历时3个多月终于结束了。双手沾满中国人民血迹的日军,带着大量的观察材料和实验数据离开了这里,向主子汇报去了。
据不完全统计,白音布统日军施放的鼠疫菌感染死亡人数达800人(其中当地居民400人,其他是外地商人和流动人口),占全城1200人的66.6%。
五、扎王之死
白音布统发现的鼠疫,牵动着在新京的一个人,他就是巴林王扎噶尔。自从日军占领东北及蒙古东部建立了傀儡政权——“满洲国”后,他先后任兴安西省“省长”、兴安局“总裁”、参议府“副议长”等,但他一直惦念着一手操办起来的小巴林(白音布统城)。这里是他的小金库,他需要靠它上下打点,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,可日本人明着提升,实际限制着他。日本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人,在中国东北大面积种植罂粟,并纵容满蒙官员特别是扎王吸大烟,大烟免费,送太谷产的烟灯、烟枪一套,让扎王尽情地抽。日本人看他思乡情太重,就给他介绍几个日本女人做老婆,但他不要。白音布统流行鼠疫的消息,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旁,他一改过去抽大烟的习惯,各处奔走呼吁,寻医找药,但收效甚微。白音布统防疫由日本防疫队管,捐来的医药物资也必须交由日本人处理,别人不能插手。白音布统鼠疫的原因,他多方打探,得知是日本731部队所为。从此日本人就盯上了他,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。1944年,白音布统鼠疫发生两周年之际,日本关东军设宴招待扎噶尔王,扎王酒后回到公寓,不几天就死了,他成了日本在中国施放鼠疫阴谋的又一个牺牲品。
六、日军为何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
1936年日本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防疫给水部(简称731细菌队伍,又称石井队伍),由石井四郎指挥。这支部队研究作战的目的,就是在大地域内撒放传染病菌,消灭人、畜和农作物,制造无人区。石井四郎最感兴趣的是鼠疫,他去欧洲考察得知,14世纪中叶的一次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。为此石井决定把鼠疫菌当做最有威力的武器来进行试验。
为什么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?原因之一是日本迫于国际和侵华战区的压力,选择偏远地区,用25公斤、能容3万只跳蚤的瓷弹(又称巧克力弹)施放鼠疫菌。其载体跳蚤到地面后,迅速捕抓热源体(鼠、人)施放毒素,从而大规模屠杀中国人。
原因之二:此处地势低洼,盐碱地周边是黄沙土地,有大量的跳蚤追逐寄生的热源体老鼠。日本人吸取了1940年在宁波施放鼠菌因缺乏跳蚤生存病菌的载体而死人少的“教训”。
原因之三:这里聚集了很多不为日伪满效力逃避当兵的年轻人,他们纷纷从敌占区跑到这里来做买卖、打工、耍手艺。同时,这里经常有抗日小分队活动。通过情报分析,日军把白音布统地区看作是不稳定地区之一,要寻机进行“清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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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之四:日军在中国和海外战场,战事吃紧,形势不利。1940年,八路军百团大战,歼敌4.4万人,百团大战一周年之际日军冈村宁次集中13万兵力分13路报复八路军的“百团大战”,结果被八路军歼灭8000人,冈村自认失败。在海外战场,日本对英美宣战,太平洋战争爆发,海外战事吃紧。在靠近苏蒙边疆一线,日本更加注意苏蒙军的动向。但是,日军战线拉长,兵力不足,加上入侵地人民的反抗,日军便使用细菌战,加快了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的速度。据《日本军情内幕》介绍:“石井四郎派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投下400千克鼠疫菌,半个月后,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报告:共有35万人感染,15.6万人死亡”。“施展这一招,不费多大气力,就可消灭有抗日动机的大:量中国人”。七、鼠疫的蔓延
日本把曾流行过鼠疫的地区,作为向731部队提供鼠源的基地,并把通辽、赤峰作为鼠种来源区,赤峰重点设在敖汉和乌丹。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孙玉芳、王维翰介绍说:“日本人来乌丹后,把乌丹老城门里南侧的学堂给占用了。他们在这里收养各种老鼠,院里养很多狼狗,戒备森严。来卖老鼠的百姓,在院外边,日本人带着翻译出来讲价,亲自收,卖鼠人和其他人不准进院,但有时能看到院里装养老鼠的大铁笼子,后来才知道是做培殖鼠疫菌用的”。据郭长海介绍说:“日军占领了学堂这个院子后,做了细菌实验基地,他们与住在地方的日军没有多少联系,应届日军石井部队。日军撤走后,我们一帮小孩到这里来看。这里共有20间房子,其中靠北大门前的第二栋5间房子就是细菌实验室。日本人把细菌实验仪器全都砸碎了,地上全是白花花的实验仪器碎片,细菌罐、带菌的老鼠不知去向……”“当时有一个不解的谜,为什么日军住的院有井,他们做饭喝水不用此井水。我那时是小孩,家穷,谁给口饭我就给谁干杂活,有时在李彬家干杂活,有时学堂的日本人遇到我,让我给他们到李彬住的院(现食品厂)打水,比划着说:‘只要天天给打水,天天给白米饭吃’。学堂和邻近的井他们不用,估计他们做实验的细菌、药物把水污染了……”“1947年乌丹闹鼠疫,我住在桥南李彬办的草纸坊院里(距细菌实验室0.5公里),院里第一个死的是个卖豆腐的,他从外回来,到井边倒下就死了。我们进屋一看,地上都是黄棕色的跳蚤,比当地的跳蚤大。我看完往外走,走不多远,就全身麻木不省人事,后来父亲把我弄回家,拿大烟糊了三个多月才好,大腿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疤痕。这些跳蚤毒性特大,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跳蚤菌所为。”
据专家介绍:鼠疫菌的潜伏发作期可长达十几年,在气候、湿度、温度适宜的时候,如果不加强防治它就会发作传染。1947年前后,敖汉、翁牛特旗发生了规模较大的鼠疫,敖汉旗1945至1948年死亡6119人,翁牛特旗从1947年至1950年死亡3117人。这里原是日本鼠疫菌的鼠源基地,却变成了鼠疫菌的受害区。这些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经过多方努力,利用3年时间终于使泛滥的疫情得到控制。
通辽“万人坑”追踪
通辽有没有万人坑,万人坑在哪?万人坑里到底埋了多少人?还有,为什么会有万人坑?
为了这个问题,不少人究根问底,答案也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日寇侵占东北十四年,杀人无数,尤其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及其所属细菌部队,先是以细菌研究为目的,以大量人体做实验。通辽城南周家围子村就是鲜活的证据;1945年光复前,又到处撒播疫菌,造成1945年至1949年东北大鼠疫。
这场鼠疫,通辽市(原哲里木盟)是重灾区,仅1947年,全市疫点达234处,发病人数19304名,占东北三省总发病人数26183人的73.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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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。死亡16139人,全家死绝178户。成为危害通辽的“无风三尺土,有病百斯笃,辽河开口没法堵”“三害”,之首。当年,国外媒体纷纷报道,通辽一夜间“世界闻名”。当时,通辽城内万户萧疏,路断行人,每天死亡者最多达一百五六十最恐怖情?鬼故事
人。当时,通辽刚刚解放,百废待兴,国民党特务骚扰,飞机轰炸。对突如其来的鼠疫,缺医少药,缺乏防疫经验。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,于当年冬天鼠疫扑灭。
由于鼠疫期间死人较多,都由防疫队派人拉出城外掩埋。尸体分南北两地掩埋,城南为两处,及东南门及西南门。城北在西辽河大堤附近。
当时城南两个出口,一个在现永安路立交桥,一个在民主路立交桥。考虑当时一是死人多,二是交通工具仅为大车,出城后,便道两侧均为沙坨,大车行走不便,因此,不会走得太远,应当就在路两侧。据一些老人讲,鼠疫刚开始时,装殓还有棺材,后来,箱子、柜,甚至马槽子都没有了,只能用炕席,秫秸裹尸体,还有一些人就码放在车上拉走。至于掩埋,到死人多时,挖沟已经来不及,只能用犁杖趟沟,把死尸浅浅掩埋。
死于鼠疫的尸体,身上保有鼠疫菌,待到春天一到,被啮齿动物及野狗的吞噬,就会再次造成鼠疫传播。为了做到“灭鼠拔源”,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,对鼠疫尸体进行重新焚烧掩埋。据当时参加过鼠疫尸体翻埋工作的薛公维回忆,:”工作开始,先在水塔的南面挖了五个大坑,深五米,对南坨子的所有坟墓,无论新旧一律挖出来,用棺材板做火化烧柴,将尸体放置其上。火化后将其残骸运往大坑,再用来苏儿药物消毒之后以土覆盖掩埋处理,以绝后患”。
《通辽市(县)鼠疫资料》对此也有记载:
“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,对通辽火车站附近的坟墓进行消毒,取尸体焚烧深埋。共翻埋处理尸体1710具,尸体碎骨318件,古坟2546座。2月中旬至3月末,动员人工7327名,翻埋尸体25662具,其中鼠疫尸体12863具”。
根据这组数字,通辽城南五个大坑里共掩埋尸骨两万多具,叫做“万人坑”应是名副其实。
当时正是数九寒天,南沙坨子面积很大,再加上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,零散的尸体难免有遗漏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笔者随单位到南坨子栽树,一崔姓师傅头一锹就挖出一颗骷髅。
薛公维说,大坑的位置在“水塔”南边,当时城内只有一个水塔,就是通辽火车站的水塔,除供应铁路用水外,还有一条线路通往日本人开设的“满铁医院”,就是现在“圈楼”东南角。据此判断,五个大坑位置应在铁南与城北和平路相对应,且距离老车站不算太远的地方。
另一处鼠疫尸体集中的地点在城北。当时城北一带死于鼠疫者当掩埋于此,当时通往城北道路有两条,一条是走交通路出老北门(现科区政府东侧),另一条是走和平路出东北门。当时,出北门后,路西为乱坟岗,路东一直到和平路东北门外是一片庄稼地。现西拉木伦大街北侧有一道土壕,俗称“二道壕”,壕北和平路一侧,现科尔沁宾馆一带原有蒙古敖包,日本人占领通辽后,为纪念死于抗日军民抢下的孤魂野鬼,在此修建“忠魂塔”;东起和平路,西至交通路西一百米,南自“二道壕”北至“三道壕”,即俗称北大壕的西辽河大堤南一百余米,解放后辟为国营苗圃,后改成果树园。果树园有东西南北四个门,其南门与北门遥遥相对,如越过“二道壕”南庄稼地,即后来修建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区,可与城里的民主路相对。
西辽河北大堤南侧,据史料记载为盐碱不毛之地,伪满统治时期亦为一片荒地,无人耕种。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出果树园北门,道路两侧仍是植被稀疏,很少有草木生长。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万人坑。
关于1947年在这里翻埋尸体的具体情况没有文字记录,但是总数应有几千具。按习惯说法,叫做“万人坑”亦无不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