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夜半奇案
故事发生在解放初的一天深夜。天空黑如锅底，异常闷热。突然电光一闪，一个炸雷劈下来，顿时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。黄河市人民医院食堂职工老张师傅被雷声惊醒，见窗户被吹得吱嘎乱响，就起身下床来关窗，猛然听到隔壁内科医生王有德屋里传来一声惊叫。王有德孤身一人，年过六旬，又有心脏病。张师傅怕他出意外，就出来敲王有德的门。哪知敲了半天，也没人应。张师傅估摸出了事，赶忙把左右邻居叫起来，大家七手八脚把门砸开，拉开电灯，拥进屋里，只见王有德笔直地躺在床上，大睁着双眼已气息全无。医生闻讯赶来，经过一番检查，诊断为猝发性心脏病致死。
张师傅是个有心计的人，也略懂一些医理。他觉得王有德的死有些蹊跷。王有德虽然有心脏病，但不严重，并且一直在吃药，没有外因诱发，一般不会猝然死亡。特别是那一声毛骨悚然的惊叫，更是令人可疑。他从屋里悄悄退出来，给公安局挂了个电话。
不一会，一辆闪着红绿灯的警车，开到屋前，车上跳下4名公安人员。一个是刑侦科科长郑卫，40多岁，目光敏锐，精明强悍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多年从事侦破工作的老手。另一个是侦察员小吴，20出头，少年老成，充满自信。还有两名是法医。4人急步匆匆，直奔王有德的房间，立即对现场进行侦察、尸检。一阵闪光灯闪过之后，郑科长和小吴的侦察结果出来了：从窗口到死者床前有往返两行与众不同的脚印，未穿鞋，只穿了袜子。根据脚印推断，此人身高约1.70米，年龄在35至40岁之间。室内简陋，未见有被盗现象，也未留下指纹。法医尸检的结果是：死者确实是死于心脏病，但直接原因是受到某种强烈刺激。人在死亡时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瞳孔扩散，而死者的瞳孔却是收缩的。可能死者在临死前，看到过什么恐怖的景象。
将这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分析：死者在睡觉前，因天气炎热，未关窗户。作案人选择雷雨前的黑夜，翻窗跳入室内，制造出一种恐怖景象。死者被雷声惊醒后，突然看到这种景象，惊恐万分，衰弱的心脏经不起强烈的刺激，于是便惊叫一声，猝然死亡。从作案手段看，凶手利用恐怖杀人，实属罕见。从作案目的看，凶手只是杀人，未见有其它所图，可能死者与凶手有某种宿怨，或者死者掌握了凶手某种致命的内情、隐私。
郑科长和小吴来到张师傅的家。张师傅就给他们介绍起有关王有德的情况。
王有德是解放前夕调到市人民医院来的，当时这还是一家私立医院。他一直在内科当医生。工作认真负责，处事谨慎，为人诚恳。平时少言寡语，不善与人交往。唯一与重型机械厂一个叫孙福庆的人过往密切。王有德有些什么事，总要找他商量，他也常常往这里跑。一来，王有德总要炒几个菜，两人在一起喝上几杯……
天亮了，郑科长和小吴顾不上吃早饭，连续作战，又奔重型机械厂去了。来到保卫科一了解，该厂确有一个叫孙福庆的老工人，已经退休了。此人解放后一直是厂里的先进职工。郑科长说想亲自找他谈一谈，保卫科的同志就领着他们到了孙福庆的家。
孙福庆正在吃早饭，见来了客人，立即放下饭碗，把他们领到客厅里坐下。
郑科长开门见山问道：“孙师傅，我想问你一个人。市人民医院的王有德。听说你们过去很熟的。”
孙福庆笑呵呵地直点头：“啊，熟悉，熟悉，我们老哥儿俩最对脾气。”
郑科长道：“他昨天晚上被人谋害了。”孙福庆大吃一惊，吸着的烟掉到地上：“什么？他被人谋害了？”
郑科长点点头，孙福庆老泪纵横，掏出手帕擦着眼睛说：“老王命苦啊！一辈子无儿无女，孤苦伶仃，临了还让人谋害了。什么人心这么狠啦！”郑科长道：“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那个谋杀他的凶手找到。你跟他接触很多，能不能回忆一下，他过去跟什么人有过仇，或者他发现过别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”
孙福庆摇了摇头。
郑科长又问道：“那么在你记忆中，他的行为或表情是不是有过反常的时候？”
孙福庆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5年前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，这件事，至今我还感到很奇怪。”
二、神秘阁楼
那是1948年6月，已经听到解放军要进城的消息了。当时王有德在重型机械厂内开了一家私人诊所。一天晚上，孙福庆来找王有德聊天。王有德平时无别的爱好，就爱喝两盅酒，见老朋友来了，炒了两个菜，要在一起喝个痛快。两人刚刚把酒杯端起，就听有人“咚咚咚”敲门。王有德放下酒杯，起身走过去将门打开，见门口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陌生姑娘，瓜子脸，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。姑娘一脸愁容，见到王有德便“扑通”往下一跪：“大叔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的爸爸吧！”王有德顺手将姑娘搀起：“姑娘，你慢慢说，你爸爸怎么啦？”姑娘说：“我爸爸得了重病，求你出个诊，去看看吧！”王有德问道：“你爸爸在厂里工作吗？”姑娘点点头又痛苦地摇摇头。王有德有些犹豫了：“啊，不在厂里工作，那你为什么不去请本单位的医生呢？”姑娘说：“晚上到哪里也找不到人。大叔，我求求你啦！”说罢，又要往下跪。王有德将姑娘拉住道：“姑娘，别这样。你家离这里有多远？”“不远。”“好，大叔跟你去。”他提起药箱，拿上听诊器，嘱咐孙福庆一人先喝着，他去去就来，就跟着姑娘走了。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，王有德回来了。只见他脸色煞白，额头直冒虚汗。一进门就连连喊道：“见鬼了，今晚真见鬼了！”孙福庆见他这副惊慌模样，急忙问道：“怎么啦？遇到什么情况？”王有德走到桌边，端起酒杯，一口喝干了。
原来，他跟姑娘出去后，姑娘把他带到市郊的一个公园里。这个公园只有几个破亭子、破楼阁，垃圾遍地，蒿草长得有半人高。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来这里，更别说晚上了。那姑娘打着一只光亮微弱的电筒，引着他从蒿草丛中穿过，他只觉得阴气森森，头皮发炸。不禁颤声问道：“你家到底在哪里？”姑娘往前边古柏老松处一指：“就在前边。”王有德紧张得心“怦怦”直跳，既害怕又不敢逃，只得硬着头皮，跟着姑娘走到一座阁楼前。姑娘说：“到了。”阁楼里没有灯火，漆黑一团。姑娘用手电照着他上了楼。不知她从哪里摸出一支蜡烛，点上了。王有德惊恐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见里面空荡荡的，到处是灰尘蛛网，门窗破损，梁柱斑驳，耗子成群结对地窜来窜去。靠右墙角的地板上，用稻草铺了一个铺，上面支着一顶又黑又破的蚊帐。姑娘端起蜡烛走到蚊帐前，喊了一声“爸爸”，道：“我请了王医生来给您看病。”说罢，就用左手撩开蚊帐。王有德见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埋在一床烂被絮里，就戴好听诊器，伸进被絮里，贴到病人的胸脯上。不听则已，一听则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人已经死亡！他将听诊器取出来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姑娘，不，不要紧。我给你几片药，你帮他服下，慢，慢慢，就会好的。”他哆嗦着手打开药箱，胡乱取出几片治疗伤风感冒的药，用纸包好，递给姑娘，就提起药箱下了楼。他一出门，就拼命往回跑，连头也不敢回。
那天晚上，王有德喝得酩酊大醉。孙福庆把他扶到床上，怕他夜里出事，就没有回家，和他挤在一起睡了。第二天，王有德的神志还有些恍惚，孙福庆就一直陪着他。晚上刚刚吃过饭，又听见有人“咚咚咚”敲门。两人都愣住了。孙福庆问道：“谁呀？”没人吭声，门敲得更急了。孙福庆走过去，将门打开一看，又是那位姑娘。姑娘走到王有德面前，“扑通”又是一跪：“恩人，谢谢您！我爸爸吃了您的药，病好啦！”王有德心里说：鬼话！哪有死人能治好的！嘴上却道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！”姑娘拿出一只打火机，说：“恩人，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谢您，这是我爸爸的一只打火机，您兴许还有些用处，就送给您啦！”王有德一听是死人的东西，就连忙摇手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姑娘说：“您一定收下！不然我就跪在您的面前不起来了！”王有德不知如何是好，姑娘就把打火机塞到他手中，然后站起来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就朝门外走去。
这是只那种老式的捻子打火机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可王有德自从一收下，就有了心病。没次一见那只打火机，就想起那个阁楼，想起那个已经死亡的可怕病人。整日心神不宁，寝食不安。孙福庆见他这样，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叫他扔了。王有德一想，也对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就把那只怀表扔到垃圾箱里去了。哪知没过几天，那个姑娘又来了。说要取回那只怀表，不然她就活不了了。王有德只好如实相告，姑娘也没有为难他，哭着走了。
后来，王有德怕姑娘再来找他，就想离开这个地方。孙福庆就托人，让他进了现在的医院，当了内科医生。
郑科长和小吴听了孙福庆讲的这段谜一般的故事，十分惊奇。心里都在暗暗地想：莫非王有德的死与他5年前遇到的这段奇事有关？那么那个姑娘是谁？那只怀表一送一取又是怎么回事？郑科长背着手在屋里慢慢踱开了步子。他沉默了一会，转过身来问道：“那只打火机里会不会装有什么东西？王有德告诉过你没有？”孙福庆摇了摇头：“王有德当时最怕见那只怀表，连摸都不敢摸，更不用说打开。他跟我无话不谈，要是见到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肯定是会告诉我的。”郑科长又问道：“那个姑娘后来还来过没有？”孙福庆说：“不知道。不过我发现王有德扔打火机的垃圾箱，有人在里面翻过。”“以后你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姑娘了吗？”“见过。就在3天前见过。她的脸型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还有下巴上那颗美人痣。她现在得了精神病，住在精神病医院里。3天前我到精神病院去看我的侄女，一眼就认出了她。”“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呢？”“行！”
三、追踪疯女
孙福庆带着郑科长和小吴来到精神病院。一进门就像进入人类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没有文明，没有理智。“啊—”有人惊恐地叫了一声，接着就见从病房里冲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孙福庆用手一指说：“就是她，就是她！”郑科长向主治医生询问这个女病人的情况。主治医生介绍说，这个女病人叫刘莉，今年25岁，未婚。是光华针织厂的职工，5天前发病送来的。一入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经常发出惊恐的喊叫，夜里也是这样。据症状分析，可能是看到什么可怕东西，脑子受到强烈刺激。郑科长听到这里，心中想道：怎么这个女人的病因与王有德的死因竟如此相同，而且时间又这样相近？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吗？不可能！看来这个叫刘莉的女人与王有德的案子一定有着某种关系。把刘莉的情况和病因搞清楚，无疑是破案的重要环节。于是便立即决定：到光华针织厂去。
在光华针织厂保卫科的帮助下，他们了解到刘莉父亲的一些情况。刘莉的父亲原是重型机械厂的工人，中共地下党支部的书记。1948年，因叛变革命被发觉，自杀身亡。解放后，组织上对刘莉父亲的结论进行复查，虽然发现了很多疑点，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。刘莉的母亲在她父亲死后，因病魔缠身，加上精神刺激，解放不久也去世了。刘莉是独养女，无一个亲人，加上周围的人见她是“叛徒”的女儿，都不敢接近她，于是她的性格逐渐变得孤僻、冷漠起来。5天前的一天下午，刘莉休班在家。一个30多岁的男人到她的房间里找她。与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志以为是她最近谈的对象，就想开个玩笑。她蹑手蹑脚走到刘莉的窗台下，从窗帘缝隙往里看，见那个男人正在跟她说着什么。刘莉表情很痛苦，掏出圆珠笔，在一本信笺上写了一些什么，就撕下来递给了那个男人。那个男人接过去，塞进一只黑色公文包里，起身就走了。哪知当天夜里就出了事。正在午夜人们熟睡之时，刘莉惊恐地喊叫着，从房间里奔了出来，把整栋房子里住的职工都闹醒了。人们出来一看，刘莉身穿内衣，惊叫着在巷子里乱窜。原来她已经疯了。大家都以为她恋爱受挫，受到刺激，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。
郑科长想：刘莉的病因，绝对不是失恋引起的，很可能与那天下午来找她的那个男人有关，而那个男人与刘莉的父亲之死，也很可能有关。那么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刘莉又给他写了些什么东西？
他们来到刘莉住过的房间。屋里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，说明刘莉的确是突然受刺激，突然发病。这与王有德突然死亡原因正好吻合，凶手肯定是同一个人。郑科长打开抽屉，里面有几封书信，翻看一遍，没有发现有参考价值的线索。有一本信笺纸，第一页上面留有写字的笔痕，无疑是刘莉在前页纸上写东西时留下的。公安人员特有的警觉，使郑科长留意观察起来。他将信笺本拿起来，掀开前边的一页，对着窗户的亮光一看，有些地方笔划压着笔划看不清，有些地方的字还清晰可辨。好像是叙述她父亲的一些什么事，联系到刘莉当时写好交给那个男人的东西，郑科长真是如获至宝，高兴极了。
他们立即将这张留有笔痕的信笺纸，送到公安局技术科进行鉴定。很快，结果出来了。只见上面写着：“……亲之死是……诉过黄斌……王有德也可能……”从这些辨认出来的文字中，郑科长和小吴琢磨了半天，才搞明白大慨意思是：刘莉父亲之死，是一个什么人干的，她把这件事告诉过一个叫黄斌的人，某某单位的王有德也可能知道。据此，郑科长作出了4点推测：第一，这可能是刘莉为父亲之死出具的证明材料或申诉信。第二，来索取材料的那个男人，就是杀害刘莉父亲的凶手，而刘莉并不认识他，他是冒充某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来的，骗取了刘莉的信任。而后，又根据材料中提供的知情人，逐一杀人灭口。第三，这个人很可能就在我们的政权组织中，而且隐藏得很深。第四，材料中提供的知情人中，除了王有德，还有黄斌，凶手很有可能要采取同样手段，对黄斌下手。黄斌危在旦夕！
四、5号是谁
他们很快就查清了黄斌的单位和地址。黄斌是化工厂的职工，今年26岁。刘莉发病前正在和他谈恋爱。郑科长和小吴换上便装，来到化工厂单身宿舍楼。黄斌住在一楼最西头，今天正好在家休班。他们敲开了门，递上自己的证件。黄斌一看是公安局的，立即让进屋里。郑科长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来，说：“黄斌同志，我们是来了解有关刘莉同志的情况的。听说你们正在谈恋爱，是吗？”
一提起刘莉，黄斌显得很痛苦。他点了点头说：“一年前，经人介绍，我与刘莉相识。不久便建立了恋爱关系。我们感情很好，她对我无话不谈。”郑科长问道：“黄斌同志，请你回忆一下，她是否向你说过有关她父亲的一些情况？”黄斌说：“我正要向你们谈这个情况。刘莉发病很突然、很奇怪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会不会与她父亲之死有什么联系？”郑科长高兴地说：“很好！请你谈得具体点。”黄斌点上一支烟，慢慢地说着：“3个月前，我提出要结婚，刘莉说再等等。我问为什么，她说，她父亲叛徒的罪名是被人栽脏陷害的。她现在正在调查她父亲的死因，等把凶手抓到，父亲的问题平反昭雪之后，再结婚，希望我能支持她。接着，她就向我谈起她父亲的死。”
1948年6月的一天傍晚，刘莉父亲的一个徒弟找到她，此人也是地下党员，他说刘莉父亲被诬陷为叛徒，关在郊区的一栋破阁楼里。刘莉找到那里，楼上楼下只住着父亲一个人，已经被折磨的重病缠身，淹淹一息。于是便想起父亲讲过王有德医生医德高尚的话，就深夜登门求医。王有德随刘莉到阁楼看过病之后，她才发现父亲已经死了。父亲死时的表情十分痛苦，她推断是在自己去请王有德医生时，有人对父亲下了毒手。清理父亲遗物时，发现床底下有一张血写的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杀我者是叛徒5号”。这个“5号”是谁？她不知道。为了日后替父报仇，就将纸条塞进父亲留下的怀表里。怕放在身边不保险，就以谢礼为名，送给王有德保管。当时兵荒马乱，敌我难分，刘莉怕暴露身份，又不敢说明。后来，有人冒充地下党组织名义，怀疑刘莉父亲死前会留下证据之类的东西，就连骗带诈，逼刘莉交出来。刘莉年轻幼稚，以为他们掌握了真实情况，不得已又去找王有德，索取那只怀表。哪知王有德已将怀表扔进垃圾箱里去了，她只好到垃圾箱里去翻，找回了怀表，交了出去。解放后，刘莉就多次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反映，要求追查杀害父亲的凶手，然而一直得不到音信。于是她就按照父亲的遗嘱，亲自调查那个杀害父亲的“判徒5号”。有一天，刘莉高兴地来找黄斌，说是她已经摸到一点线索了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，她就疯了。
郑科长把刘莉发病的前后情况和对病因分析，告诉了黄斌，黄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今天中午，也有一个外调人员来找过我。”郑科长早有所料，说：“请你把那个人情况再谈一谈。”黄斌说：“今天中午，刚刚吃过饭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三十五六岁，穿着白府绸短袖衬衣。他自称是组织部的干部，来调查刘莉父亲死因情况，要我给他写一个证明材料，又问我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。我见组织上对刘莉父亲之死这么重视，十分感激。如今刘莉得了精神病，知道详细情况的只有我自己了，于是就按照他的要求，写了一份证明材料。”
郑科长听后，心想：看来这个毒蛇又要出洞了。一个捕捉方案，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形成。他向黄斌交待了一番，就立即赶回公安局去汇报。公安局的领导同意了郑科长的方案：第一，立即派出一个侦破小组，调查那个“5号”；第二，派郑科长和小吴带一个刑警分队，潜伏到黄斌宿舍楼附近，伺机捕获凶犯。
五、幽灵现形
这天晚上，郑科长决定亲自睡在黄斌的床上，约定以惊叫或鸣枪为信号，一起动手。10点钟，郑科长准备就寝。他把电灯拉线栓到床头，将手枪子弹顶上膛。然后关好纱窗，拉灭电灯，躺到床上。他大睁着两眼，侧耳细听。约摸到了12点光景，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，接着就听到撕裂纱窗、起动插销的声音。郑科长把手枪攥得紧紧的，对准窗户。
纱窗推开了，一个怪物跳了进来。他定睛一看，一具发着绿光的骷髅向他扑了过来。郑科长如果没有思想准备，这一下，不把他吓死也要吓疯。他立即惊叫了一声，“砰”，放了一枪，“叭”，拉开了电灯开关。隐伏在周围的刑警人员一起冲进来。那具“骷髅”正要跳窗逃跑，等候在窗外的小吴飞起一脚，将他从窗户上踢了下来。大家一拥而上，铁壁合围，一阵拳脚，就把他擒住了。“咔嚓”一声戴上手铐，把他推上了警车。
罪犯被带到公安局。那个家伙只得如实招供。原来他是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施西松，解放前是市地下党组织的一般成员，在市地下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中，有人告密，大部分参加会议的人被抓，刘莉父亲和施西松逃了出来。刘莉父亲发现了这次会议的告密人是施西松，施西松倒打一耙，说刘莉父亲是叛徒，利用自己是上级党组织成员的有利条件，把刘莉父亲关起来审查。就在刘莉离开阁楼去找王有德医生时，他怕把刘莉父亲的病治好将来给自己惹麻烦，就将一粒剧毒药片，塞进了刘莉父亲的口中。刘莉父亲服药后，胸中异常疼痛，知是毒药，就咬破指头，写下了7个血字：“杀我者叛徒5号”。因为刘莉的父亲和他原不相识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见他穿着穿着印有“5”号的背心。解放后，组织多次审查他的这段历史，都被他狡猾地逃脱了。但“肃反”、“镇反”运动的不断深入，使他心惊肉跳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，听说刘莉曾经找了不少人，调查“5号”的事，更是惶惶不安。于是便起了杀人灭口之心。为了达到既杀人又不暴露自己的目的，他冥思苦想，想了许多办法都不如意。一天，看到一篇外国恐怖杀人小说，真是大受启发。他到街上买了几包荧粉，用毛笔沾水调好，脱去上衣，将荧粉一道一道地涂在肋骨部位，接着又按照面部骨骼组成，涂成骷髅状。然后关灭电灯，走到穿衣镜前一照，竟连自己也吓坏了。于是，他就按照这种方法，先吓疯了刘莉，又吓死了王有德。他以为这种杀人办法设计得天衣无缝，那知计划还没有实施完，就被擒获了。这真是：天网恢恢在，罪恶终有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