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，常听大人们说起“59年”。比如谁家孩子扔块馍馍头，或者丢下半碗饭，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：“要是在‘59年’，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!”，“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‘59年’呀!”
煮人肉，炼人油
姜寨吃人肉最多的，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。
一天夜里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，从“万人坑”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。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。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，他(她)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。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，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，取出人脑，放在大窑碗中，足足有一大碗;再打开膛，取出心、肝、肺等。最后，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。人肉装了满满一盆。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，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，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。孩儿娘说：
“人的脑子很好熟。半夜里，我煮开半盆水，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，脑就沉下去，因为这是生脑。放些盐，再稍烧片刻，脑就漂了起来，可以吃了。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，很香。”
写到这里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。我几乎怀疑：吃的真是人吗?真是人在吃吗?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?鲁迅先生在《狂人日记》里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，要吃他，那毕竟是艺术虚构。然而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，可是千真万确的。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，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“没有人性”或“没有人道”。我以为这些“家”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，属于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那种。不信饿他们三天，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。事情发生在历史上，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。求生是人的本能，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，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。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，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，则是最“没有人性”的。
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，再把人肉煮熟，把人脂炼成人油。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，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，把坛子埋起来。剔光肉的人骨头，也坑埋在大塘底。之后，每天夜里他(她)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，掀开盖子，取些人肉和人油，用罐子煨热吃。冬天气温低，他(她)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。
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：
“人肉不同于其它肉。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，可是用水一煮，很快膨胀，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。所以人肉是越煮越‘多’。”
当时的姜寨，除他们二人外，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。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(尤其是村干部)知道的，人们也只能是猜测，大家心中有数，可是心照不宣。
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。据说有一天夜里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，还不住地哀求着：
“我饿啊!你们也给我一点(人肉)吃吧，我饿啊!……”
然而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!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，最后直到没有。她当夜死去。
[附]小记：
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(音“wen jiang tan”谐音：汶讲滩?)，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。横七竖八，饿殍一片。有一次，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，割了五个人头(有大人有小孩)，背了回来。他把人头劈开，取出脑来煮吃。据他说，人脑易熟且味美，香如猪脑。
“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”
姜寨吃人肉最多的，除孩儿娘外，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女人。
那是“59年”的事。一连数月的饥饿，人们身体严重营养不良，出现各种生理反应。后背头原来浓密的黑发，竟脱落大半。女人没有头发，光秃秃的头顶很不雅观，于是她把前额仅剩的少量头发向后一梳，盖在顶上。如此虽稍好看，但形象滑稽，大家就半开玩笑半当真，送她外号：后背头。说是外号，却比原名响亮，时间一长，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后背头，而没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。
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，叫爱容。丈夫饿死后，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。这些天食堂里有时一天做两顿稀饭，有时只做一顿，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，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。一天下午，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，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。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，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。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，朝“万人坑”附近的干沟一倒，就算了事。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，知道他虽是饿死，但身上也还有些肉。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。
冬季日短，天很快黑下来。后背头还没有去，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。好不容易挨到半夜，她拿起工具，带上女儿，趁着夜色，摸到麻芳的尸体旁。伸手一摸时，二人不禁大吃一惊：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，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。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，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，才偷偷摸回去。
连夜，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，把弄回来的“东西”往盆里一倒，加些水，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。煮了一段时间，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。咬一口，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：
“先别急吃，再煮一煮。”
她们把人肉、人脚放回盆里，由女儿爱容烧火，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。
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，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。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，女儿捞出一只人脚，两人边吹着热气，边贪婪地吃了起来。
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，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，却还是嚼不烂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麻芳本是农民，终日劳作，真可谓“脚底板不闲”，这部位角质化严重，比别处肉质更结实，当在情理之中。
“59年”过后，过来的人们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经历的苦难和辛酸，包括吃人肉之类的事，大家也都畅所欲言，说给大伙听。一次，大伙又说起吃人肉的事，爱容接过话茬说：
“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，煮了那么长时间，还那么结实。……”
“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”这句话在全村迅速传播开来。终有一日，话传到麻芳两个儿子的耳朵里。闻此惨事的儿子悲愤交加，一起去找后背头“算帐”，幸在途中被他人拦住，方息事端。
时光飞逝，一晃几年过去了。
有一年的深秋，一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孤身来到姜寨村。据说他是因阶级成分高，政治风头急，在家乡呆不下去了，才逃到姜寨“避难”的。矮个子男人又勤快又能干，村民普遍对他印象不坏，加之当时姜寨刚过了“59年”，地多人少，大伙也就收留了他。人们只知道他姓魏，都叫他老魏。
后来，经人撮合，老魏和后背头组成了新的家庭，并生育一女。再后来二人因性格不和又分道扬镳了，老魏一人回到北方老家。
后背头一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过活。记得笔者上小学时，她的小女儿比我高一级。那时政治气氛很浓，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被老师在课堂上的阶级斗争论调煽得仇恨满腔，这下后背头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高而遭了殃。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，小女儿常被别的孩子给打哭，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。
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。后背头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，无依无靠的她只好一个人生活。老宅的村民一家接一家搬到新宅，盖了新瓦房。她不愿搬走，也没有能力搬走。诺大的老宅，最后只剩下后背头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两间破土房里。
今年春天，80多岁高龄的后背头去世了。据说她临死时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，夜里她一个人从床上摔到地上，又爬到门旁边，最后凄惨地死在门旁边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人们才知道她夜里已经死掉了。
今年暑假，我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，特意去了一趟村东老宅。天气炎热难耐，远近知了的叫声让人格外心烦。老宅四面环沟，由路坝和外界相连，宅里栽了许多树，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，地上到处都是疯长的蒿草。后背头的土房，早已人去屋空。后墙因雨水冲刷，已经部分倒掉，显得破败寒碜、冷清凄凉。我在土房前驻足良久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生命从大自然中来，终究又回大自然中去。可是，不管是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还是一介乡野草民，在其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，又都会演绎多少让后人思索玩味，扼腕长叹的故事啊!
吃人肉(四)——父亲差点吃了人肉
事情发生在父亲从安徽朋友韦天斗处逃荒回来不久。那些日，尽管每人每天有4两米的供应，但远远达不到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正常所需。一天晚上，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全家3口(逃荒归来后，家中其他6人已经全部饿死。9口之家当时仅剩3口)已经入睡，忽然有人轻轻叩门。母亲赶忙打开门，原来是西园的国平娘。只见她胳膊弯挎一只筐，筐里放着刀具。母亲正诧异，国平娘说：
“俺老叔(按辈份，国平娘应叫我父亲为叔——笔者注)，听说村东头的干沟底有个饿死的人，我们也去弄点吃吧!您不用动手，人肉由我来割，你只需和我来回一起就可以了。”
饥肠辘辘的父亲有些动心。母亲在旁却极力反对，她劝告父亲：
“你千万不能去啊!你要是去的话，明天我就告诉队长姜树森!”
不知是怕母亲“告密”，还是其它什么原因，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去。国平娘最后只好悻悻离去。
国平娘离开我家后，是自己割人肉去了呢，还是回去休息去了呢?我的父母都说不清。
家乡的“万人坑”
1959年，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(12月死人明显减少，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)。饿死人的高峰期，则在10月和11月，每天都有几人死去。
一天上午，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，对他说：
“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，你去把他们拉出去。”
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，四面环沟，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。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，就叫病号院了。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，而不是什么病，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，所以住进去没几天，人便死掉，然后拉出去。可以说，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。
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，拉到病号院。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，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。然后自己赶着牛，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“万人坑”。
“万人坑”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。说是“坑”，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，直径向井口渐阔，呈漏斗形。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，那是夸张了，但在 “59年”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，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。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，一个人饿死了，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，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，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，这样也好有个坟墓;其余的，对不起，都是干部找人拉出，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。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，但据村里长者估计，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。笔者小的时候，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，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，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，有时为图捷径，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。起初孩子们不知情，并不害怕;后来有一次，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：“这坑里‘59年’填埋很多饿死的人!”此言一出，大伙皆惊，齐呼“有鬼”，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。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，有胆小的竟吓哭了。
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，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，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，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?
“这根本不需要抬，”姜振安说，“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，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，拖车走过，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，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。我拉过很多，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。……”
2005 年暑假，笔者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。原来认识的乡民，普遍老了许多;后生晚辈，不曾相识，则都用了好奇的目光或远或近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是一个稀有动物。尽管天气炎热，我还是把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沟沟坎坎走了个遍。因雨水冲刷，地势变化不小，有的地方几乎无法辩认。我特意又去一趟当年“万人坑”所在地。当年的坑已经整平，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，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，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“万人坑”，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。
我在想，再过100年，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“故事”吗?